第1099章 世界的回响（二）（2 / 2）

《回声报》的网站首页在金棕榈颁发不到二十分钟就发布了一篇文章，主页是杨简拿着金棕榈奖杯的照片，标题是《杨简，一位华夏电影大师的加冕》。文章写道：

“杨简是戛纳的常客，也是戛纳的宠儿。2006年，他凭借《爱》获得金棕榈奖，成为戛纳历史上最年轻的金棕榈得主。十年后，他再次站上这个舞台，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奖的导演。这份名单上有谁？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、今村昌平、达内兄弟、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、比利·奥古斯特、阿尔夫·斯约堡——现在，杨简的名字也在这份名单上。他是这份名单上最年轻的一位，很难想象他今年才三十二岁。这不是巧合，不是运气，是实力的证明。《寄生虫》是一部关于贫穷与富裕、善良与自私、希望与绝望的复杂交响曲。杨简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冷静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。没有道德说教，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物，没有廉价的希望——只有一个家庭，在生存的泥沼中挣扎，试图抓住每一根可能的稻草，哪怕那些稻草最终会变成绞索。这是电影的力量，也是杨简的力量。”

英国《卫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：世界电影的现在与未来》。正文写道：“杨简不仅是华夏电影的骄傲，他是世界电影的骄傲。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突破边界，每一次都在挑战可能。《寄生虫》是他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几乎完美的电影。金棕榈奖实至名归。”

《卫报》影评人彼得·布拉德肖在推特上写道：“杨简的《寄生虫》是我今年在戛纳看到的最好的电影。不，是我这十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。他第二次拿金棕榈，实至名归。”这条推文在半小时内被转发了超过两万次。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的〈寄生虫〉摘得金棕榈：一位世界级导演的临幸》。正文写道：“杨简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的导演。考虑到他只有三十二岁，并且还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、柏林与威尼斯的最佳影片，同时他还是奥斯卡、戛纳与柏林影帝，这个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。《寄生虫》是一部关于贫富差距的黑色惊悚寓言，它以冷峻的镜头语言、精准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洞察，赢得了评审团和影评人的一致好评。”

《好莱坞报道》的标题是《杨简再夺金棕榈：华夏电影的新纪元》。文章写道：

“杨简不是一个普通的导演。他是在全球电影市场爆发式增长的时代里，少有的同时保持了艺术水准和商业成功的导演。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精品，几乎每一部都能拿奖，每一部都能赚钱。这种‘叫好又叫座’的能力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。好莱坞有很多商业成功的导演，也有很多拿奖的艺术片导演，但能把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的，凤毛麟角。杨简是其中之一。而且他只有三十二岁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”

德国《南德意志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：一位电影之神来到人间》。正文写道：“十九岁拿到金熊，二十二岁拿金棕榈，可以被视为‘天才的灵光一现’。然而十多年多去，他拿到了这个星球所有的最顶级的奖项。但这不是结束，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再次拿金棕榈。电影大师已经不足以形容他，他是电影之神。杨简用十年时间，完成了从天才到大师再到神的蜕变。《寄生虫》是他又一部伟大的作品，也是他对世界的一次深刻叩问。”

德国《明镜周刊》的评论标题是《杨简的〈寄生虫〉：一把刺向时代心脏的手术刀》。文章写道：

“杨简的电影不是用来娱乐的，是用来思考的。《寄生虫》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愤怒，让你绝望，然后在绝望中给你一丝微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光。这就是杨简的伟大之处。他不给你答案，他让你自己去找答案。他不评判他的角色，他让你自己去评判。他不告诉你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他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，然后问自己——我能做什么？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，这是一次社会学的解剖，一次哲学的追问，一次良心的拷问。”

在意呆利，《共和报》的标题是：《杨简的金棕榈：电影依然有力量改变世界》。正文写道：“在流媒体冲击、观众流失、资本主导的时代，杨简的《寄生虫》证明了——电影依然有力量，电影依然能刺痛人心，电影依然能改变世界。这是金棕榈奖的意义，也是杨简的意义。”

“杨简的电影有一种东方式的沉静和克制。他不像好莱坞导演那样用音乐和剪辑来操纵观众的情绪，他用镜头、用光影、用沉默。他的电影里有很多留白——那些留白不是空的，是满的。满到你需要自己去填，去思考，去感受。这种‘少即是多’的美学，是东方文化的精髓。杨简把这种精髓用到了极致，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感受到。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。他不是在输出华夏文化，他是在输出华夏智慧。”

在澳大利亚，《悉尼先驱晨报》的评论标题是《杨简：让世界再度看见华夏电影的力量》。文章写道：

“杨简的第二次金棕榈，不仅是他的个人荣誉，也是华夏电影的集体荣誉。它再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——华夏电影不只是能拍大场面、大制作、大明星的商业片，也能拍有深度、有力量、有思想的艺术片。华夏电影不只是能赚钱，也能拿奖。华夏电影不只是能讲华夏故事，也能讲人类共通的、跨越文化的故事。这个信号很重要，因为它改变的不仅是世界对华夏电影的看法，也是华夏电影人对自己电影的看法。它让华夏的年轻导演相信——其实我们可以拍出世界级的作品，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同台竞技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。”

......

颁奖典礼结束后，《寄生虫》剧组成员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穿过后台的走廊，走向新闻发布厅。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历届金棕榈得主的照片——马丁·斯科塞斯、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、昆汀·塔伦蒂诺、今村昌平、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、迈克尔·哈内克、肯·洛奇——那些面孔在灯光下静静地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

当然，也有杨简的照片。

杨简走在最前面，金棕榈奖杯被梅雁芳捧在手里。她走得小心翼翼，像是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张国榕走在梅雁芳旁边，时不时伸手扶一下奖杯，生怕它滑落。刘得桦跟在后面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宁静的步伐很大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她的脸上带着微笑，表情也是那种“老娘天下第一”的自信。

胡鸽、舒倡和韩佳女走在中间，三人还在小声说着什么。

新闻发布厅里已经坐满了记者。

来自全世界的数百家媒体，长枪短炮对准了发布台，摄像机上的红色指示灯密密麻麻地亮着，像一片红色的星海。记者们坐在折叠椅上，有的人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，有的人在调试录音设备，有的人在翻看手里的笔记本，准备提问。

杨简走上发布台，在他身后是《寄生虫》的七位主演和副导演韩佳女。他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坐下——杨简在正中间，左边是梅雁芳，右边是张国榕，其他人依次排开。

闪光灯瞬间炸开了，快门声连成一片，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。杨简微微眯了一下眼睛，但表情没有变化。他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场面了，早已习惯了闪光灯的强光。

新闻官用法语和英语各说了一遍流程，然后宣布提问开始。

第一个问题来自《好莱坞报道》的记者，一个头发花白的美国男人，他站起来，声音洪亮：“杨，首先恭喜你获得金棕榈。这是你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，你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的导演。我想问的是——两次获奖，感受有什么不同？”

杨简靠在椅背上，想了想，说：“第一次是惊喜，第二次是责任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手里拿着金棕榈奖杯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当时不太明白这个奖意味着什么。我只知道，我拍了一部我喜欢的电影，然后有人告诉我，这部电影很好。十年过去了，我拍了更多的电影，经历了更多的事情，也看到了更多的问题。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，电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但它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问题。这就是责任。”

记者点了点头，在本子上快速记录。

第二个问题来自法国的《世界报》，一位戴眼镜的法国女记者用法语提问：“杨，你的《寄生虫》被很多影评人称为‘一部关于生存的黑色寓言’。请问你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什么？”

杨简耐心听完，说：“灵感来自生活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发布厅里的记者们，“我见过很多人，在美国、在欧洲，有许多妈妈为了养活孩子，她们需要打很多份工；在亚洲，在华夏，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。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穷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。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——贫穷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？尊严在生存面前到底有多脆弱？善意在绝境中还能剩下多少？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，但我觉得，电影可以成为探讨这些问题的载体。”

《卫报》的记者站起来，用英语问：“杨，你的电影里没有绝对的坏人。富人不是坏人，穷人也不是完美的受害者。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？”

杨简点头，“对。因为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。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做选择，有些选择是对的，有些选择是错的，但不管对错，都要付出代价。我不想拍一部简单的道德剧，我想拍的是复杂的人。人是复杂的，电影也应该是复杂的。”